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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烽火中，一支支军队谱写着中华民族的抗争史诗。然而，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里，除了那些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外，还存在着大量的“杂牌军”。他们来源复杂，实力参差不齐，有的骁勇善战，有的却不堪一击。这些杂牌军的战斗力究竟如何？他们又在抗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 这是一个复杂而引人深思的问题。 要解答这个问题，就不能简单地以“杂牌”二字概括，而需要深入具体部队，仔细分析其战斗表现，才能窥见其真实面貌。本文将聚焦于靖绥军、绥军和黔军这三支国军杂牌部队，通过分析他们在抗战中的具体战例，尝试揭示他们战斗力的真相，以及影响其战斗力的关键因素。
杂牌军的战斗力在国民革命军中常引起争论。 他们的军力受诸多因素影响，如装备、训练、士气、指挥及协调，故难以简单评价。 抗战爆发前杂牌军比中央军多，尽管蒋介石通过混战壮大了势力，但杂牌军战斗力不一。 像桂军、川军、西北马家军、晋绥军、粤军、滇军和入关的东北军等，都听从中央指令，勇敢参战。 但也有一些杂牌部队表现不佳，有的甚至选择了投降或叛变，比如孙良诚、吴化文等部就向日军投降，成了伪军。 要更全面地认识国军杂牌军的战斗力，我们得对个别部队做深入的研究分析。 我们来看晋绥军，它的领导者是山西的土皇帝——阎锡山。阎锡山虽然有着保存实力的军阀习性，在面对日军入侵时，他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军阀那样轻易放弃国土，而是选择率领晋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。日军在山西的暴行罄竹难书，例如在天镇屠杀平民2300人，在阳高见人就杀、见房就烧，屠杀平民1000多人，在朔县更是将全城男女老幼集体屠杀，一天之内就杀害了3800多人。 这些惨绝人寰的暴行更加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晋绥军在原平镇与日军精锐部队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。原平镇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战略位置重要。守卫原平的晋绥军第66师196旅旅长姜玉贞，奉命“虽剩一兵一卒，也得在原平死守七天”。面对日军关东军精锐第16、30两个联队的围攻，姜玉贞将全镇改造成一个坚固的堡垒，并预设了应对城墙被攻破后的巷战方案。 战斗中，晋绥军狙击手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，日军第2师团参战者茂冈勇太郎的回忆录中记载，战斗开始不久，武田大队长就被晋绥军狙击手击毙。在随后的巷战中，冈本中队长也被狙击手一枪毙命。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，直到姜玉贞壮烈殉国，原平镇才最终陷落。 原平保卫战虽然以失利告终，但晋绥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，也赢得了日军的尊重。战后，日军在原平镇建立了一座“中国无名战士慰灵塔”，以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中国士兵。 我们来看绥远战场。 绥军头领傅作义以防守见长，尽管没保住太原，他没丢下战斗，带着队伍去绥远，用不多的人和物跟日军拼。
1939年，为了支援正面战场的冬季大反攻，傅作义带领绥军进攻包头。 战斗主要靠轻步兵，面对日军坚固的城防和强大的火力，尽管双方实力相差很多，绥军还是打出了好成绩，让日军损失惨重。 包头一役，日军高层大为吃惊，没想到在贫瘠的绥远，傅作义的军队竟有这么强的战斗力。 为此，1940年初，日军对傅作义发起了大型的绥西战役来报仇。 日军进攻时，傅作义用智，选关键点阻击，必要时退避，不硬拼。日军虽夺了五原城，但城内无绥军。 傅作义乘机反攻，夺回五原，还灭了日军守军，赢得五原大胜。 黔军虽是西南地区力量较弱且装备不佳的军队，却于抗战中展现出坚强斗志。 淞沪会战时，贵州士兵脚踩草鞋勇猛拼杀，获得全国第四大战功。 他们最亮眼的战斗发生在徐州会战末期的苇楼之役。 在这场战斗中，黔军杰出团长陈蕴瑜带领精英部队对抗日军的第二师团。 陈蕴瑜的102师在淞沪会战中遭受重大损失，随后被调至陕西宝鸡进行休整和补充新兵。
陈蕴瑜抓住这个机会加强军队纪律，严格训练，让他的部队在黔军中成为一支守纪强军。 在苇楼之战中，陈蕴瑜所率的304团与日军的第2师团第29联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 黔军装备不足，却与日军精锐激烈交战三天，团长陈蕴瑜英勇牺牲。 尽管苇楼之战黔军未能获胜，但与日军精锐对峙，双方伤亡比例接近一比一，彰显了黔军坚韧的战斗意志和实力，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军对黔军训练成果的肯定。 通过对晋绥军、绥军和黔军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国军杂牌军的战斗实力并非千篇一律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。在抗日战争中，许多杂牌军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和战斗力，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 当然，也有一些杂牌军在战斗中表现不佳，甚至出现投降叛变的情况。因此，对国军杂牌军的评价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不能简单地以“杂牌”二字一概而论。 需要结合具体的作战环境、指挥能力、部队素质和武器装备等因素综合考量，才能对他们的战斗实力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。 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，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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